旅日作家华纯于近期出版散文集《灼灼其华》和诗集《缘侧》。这两本书以富于美感新意的汉语书写承载中日艺术精神的互动与交流。评论家王小平撰文表示，作品集中所蕴含的“植物美学”，不仅体现着作家独特的心灵风景、艺术追求，且为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文化互鉴意识与汉语创新书写提供了富于启示的精神路径。

　　基于文化间性的汉语审美精神及语言形式创新，是海外华文文学的核心特质。在母国文化与所在国文化的差异、碰撞甚至冲突中寻求融合与创新，从而以新鲜活泼、富于生机的汉语书写参与世界文学图景的建构，是海外华文文学的特殊使命。但创新并不意味着短暂的追新逐异，相反，在长期浸淫于异域文化传统之后所产生的深刻理解、由衷欣赏以及心灵的投契，往往能够反向激活母国文化基因，成为推动艺术融合与创新的重要力量。这在旅日作家华纯的两部新著中多有体现。散文集《灼灼其华》和诗集《缘侧》以富于美感新意的汉语书写承载中日艺术精神的互动与交流，堪称樱与兰的对话。作品集中所蕴含的“植物美学”，不仅体现着作家独特的心灵风景、艺术追求，且为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文化互鉴意识与汉语创新书写提供了富于启示的精神路径。

　　华纯散文中的植物世界丰饶多姿，深具灵动而开阔的生命气象。镰仓绚烂盛放的花，森町优雅斑斓的红叶，山林秘境中的参天古树，乡间田园的多彩果蔬……作家以细腻雅致的笔触呈现日本自然风物的万千生机，更以此引出丰富的心灵景观：红枫之旅饱含着醇厚友情，生命的交会如木叶纹路般丝丝缕缕牵动人心；明月院的花美丽如故，而旧时文学中的情感却已不再能引人共鸣，“参悟之窗”外的世间变化又何止于庭院花事；四季风景的流转变换，使个体因洞察植物生命法则而收获“乐”与“藏”的智慧。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华纯关于植物的文字，是景语，亦是情语、智语。在字里行间融入生命关切与诗性哲思，从而充分敞开植物与人事的互动对话空间，这是其植物叙事的重要特点。

　　文学中的“植物美学”并非仅限于和植物相关的叙事，而与个体的生命意识、美学观念紧密相连。华纯创作于1998年的《沙漠风云》是海外华文文学中第一部以环境保护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在当时的国内文学中亦不多见。相对于海外华文文学中常见的个体与家族命运叙事，华纯更为关注地球自然家园的命运。她以温润细腻而不乏冷静的笔触书写人类与自然的互动交流、和谐共生，从而探索安顿个体身心之道，这一主题在其30年的创作生涯中从未改变，而在新著中又有所深化与升华。散文集《灼灼其华》中的四辑，主题各不相同，涵纳自然景观、个人生活、社会事件、文学机缘等。作家以温润舒缓的笔致描摹生活情状，抒写纯净性灵，在关注并探讨社会事件时，强调联结而非冲突，孜孜于创建和谐共存、彼此扶持的文化生态，在主体精神、文学风格上均体现出“植物美学”特征。6686体育同时，这一美学建构又在中日文化观念、审美精神的交融中展开。譬如，散文《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记叙一次“花和食器”展览之旅，描绘不同场馆的主题与风格，以《诗经》之语表达对日本花道之源远流长、流派纷呈的欣赏。同时，文章也揭示出日本花道背后所隐含的精神观念——“森林信仰”，点明“华道”一词所蕴含的主体美学精神——正如桃夭般的光华璀璨。另有两篇散文《人在草木间》《转向窗外的视线》同样涉及花道，因写于新冠疫情期间而更具现实感，意在揭示植物、文学与生命疗愈之间的深层关系。后者更将日本文化的侘寂之美与中国文化的开阔之思相融合，以自然本真的花道而联结、兼容前者之细腻与后者之纵深，体现了作家始终在中日文化交流脉络中进行植物美学书写的致思路径。

　　“人在草木间”，文学亦然。华纯的植物美学，还体现为万物联结、流动交互的生态特质。在作家笔下，参天古树与寺院神社，构成了富含丰沛能量的山林秘境；花道、茶道及香道等传统艺术，则在线条、色彩与气味的变幻舞动同营造出瞬间即永恒的心灵风景空间。6686体育而最具创新意味的是，华纯本人兼擅自由诗、俳句与汉俳，又能将花道精神融入诗歌书写，并以插花作品作为配图，使日文俳句、汉俳、花艺三者交融，在文字、线条与颜色等多重艺术语言的交汇中构建起极具联结性、创新性、标识性的生态空间，这在其诗集中有着充分体现。

　　诗集名为《缘侧》，这一命名颇具象征意味。“缘侧”是指日本传统建筑中从客厅到庭院的走廊，既是物理空间转换的联结点，也是一种独特的生活视点、心灵状态。身在缘侧而出离客厅、眺望庭院，意味着个体朝向外界自然的充分敞开，在内与外、柔与刚、边缘与中心的动态平衡中使精神新鲜活泼、富于生机。华纯巧妙地借用“缘侧”意象，凸显其诗歌创作生发于个体生活而融入自然、饱含活力的特质。这部诗集中包含了自由诗、微诗、俳句、汉俳等多种诗体，题材丰富多样，其中尤为特别的是上文所提到的俳句、汉俳与插花“三位一体”之作。汉俳是一种新兴的诗歌体裁，通常认为始于赵朴初在1980年5月30日接待日中俳人协会访华团时的即席赋诗，虽有学者通过考证而对首作者、具体日期提出异议，6686体育但这一文体启自于1980年左右应无问题。汉俳发展至今已有40多年，关于其美学特质的探讨还在持续进行。华纯笔下的汉俳，既鲜活保存了日本俳句的趣味洒脱，又融入中国传统诗歌的典雅风韵，体现了中日文化、文学脉络的融合，为海外华文文学语言形式、审美精神的创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在这些诗作中，不仅有大量关于植物形色味的细腻描绘，如《胡枝子花》《桔梗花》《合欢花》《非洲菊》《水仙花》《夜来香》等，且在其中融入中日传统自然审美精神，以轻妙流动的诗语呈现个体心灵体验与美感经验，语言与情思均如植物般富于静气、精气，短小凝练而又具延展性、生长性。而俳句、汉俳与花艺作品的并置，不仅凸显出各自独特的形式美感，且以跨媒介互文文本形式构成声息相通的艺术生态圈，从而进一步彰显文学书写的“植物性”。作家自述《缘侧》是“光合作用下的诗歌”，一语道出诗集的植物美学特质。

　　由此，华纯的植物美学涵括了不同层次，包括日常植物叙事、人与草木的契合，以及文学艺术的植物性特质等。关于最后一点，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歌德亦对植物情有独钟，曾于1790年发表科学论文《植物变形记》，又于30年后写下诗歌《植物变形记》，其主旨在于以人之心灵参悟自然精神，又以艺术创作因应自然创造的永恒法则，“植物性”由此成为富于形而上意味的一种文学精神内核。以此观华纯的植物美学，似有相通之处。“人间至道，无非生息。”草木之于人，不仅仅关乎生活情趣、心灵境界，且以其所蕴含的自然精神而与人之创造相联，可谓事微而旨远。日本室町时代的能乐大师世阿弥在其理论著作《风姿花传》中，以“年年岁岁之花”隐喻表演者在不同生命阶段通过内在修为的精进、对时代风气的洞察因而持续焕新的艺术风采，颇可用于对华纯新著的评价。散文集《灼灼其华》与诗集《缘侧》，正是随时间流转而不断绽放的艺术之花，作家在吸纳中日文化传统的同时又融入时代元素，以永恒的心灵情感、美感精神为内核，以创新求变的意识寻求汉语文学海外在地书写的突破，为读者呈现了多元文化景观下的个体精神追求和生命境界。

　　原标题：《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她将海派的世面和东瀛的温婉融合成植物美学｜新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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